《旧唐书·裴度传》载:“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新唐书·元稹传》载:“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都说元稹这个宰相是靠巴结宦官获得的。这个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呢?

唐宪宗元和末朋党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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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ron发表于4034天 22小时 45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唐宪宗

 

本文涉及的时间段起自唐宪宗元和十年止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凡六年。对于中晚唐的朋党,论者颇多。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本文将要涉及的内容有过提及,但没有详细说明,并且将这段时期的朋党视为所谓“牛李党争”的一部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以下作详细说明。一.绪论:元和末唐宪宗对朋党的警觉元和时期的朋党虽未公开化,但是舆论上是存在的,唐宪宗对此尤为关注。元和中期,李绛和李吉甫不合,当时舆论就有了朋党的传言。宪宗曾问李绛:“人言外间朋党太盛,何也?”李绛回答:“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1]淮西战后,宪宗又问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裴度回答:“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辩其所为邪正耳。”[2]前者不在讨论范围,姑置不论;后者则不仅仅是宪宗的怀疑,本文的立论正是针对于此。宪宗虽是一代英主,但对于朋党却是极其敏感的。淮西战争期间,宰相韦贯之对于淮蔡、成德两线同时作战的做法持有异议,认为应当集中兵力攻取淮西,而暂缓成德用兵。曾经被韦贯之压制过的宪宗的宠臣张宿向宪宗诬告韦贯之有朋党,宪宗信以为真,罢韦贯之相[3]。后来宪宗欲用皇甫镈为相,裴度上疏极言不可,但宪宗看了裴度的疏以后,“以为朋党,竟不省览”[4]。前面提到的宪宗问裴度朋党事正是由此而发的。以上二例可见宪宗对朋党的忌讳。不过后来的事实却证明韦贯之、裴度未必有党,真正的朋党宪宗却没有遏制住。二.朋党的结成及其政见元和末朋党最明显一支为皇甫镈、令狐楚、萧俛三人。三人同为贞元七年进士,在元和末的朝政中,他们可谓“相互帮助”的典范。《旧唐书.令狐楚传》:楚与皇甫镈、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镈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皆居内职。、、、、元和十三年四月,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镈作相,其月以楚为河阳怀节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镇太原。七月,皇甫镈荐楚入朝,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镈同处台衡,深承顾待。又《旧唐书.萧俛传》:十三年,皇甫镈用事,言于宪宗,拜俛御史中丞。俛与镈及令狐楚,同年登进士第。明年,镈援楚作相,二人双荐俛于上。自是,顾眄日隆,进阶朝议郎、飞骑尉,袭徐国公,赐绯鱼袋。穆宗即位之月,议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仍赐金紫之服。八月,转门下侍郎。三人不仅同进而且同退。穆宗即位后,欲杀皇甫镈,当时令狐楚、萧俛都是宰相,二人联合宦官力保皇甫镈,最后免死贬崖州。外间以令狐楚“因镈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萧俛之故,无敢措言。”[5]皇甫镈去位后不久,令狐楚由于担任宪宗山陵使出了问题,被贬衡州司马。不出半年,萧俛也罢政事。以上三人代表只是显性的一支,还有隐性的一支。《旧唐书.李逢吉传》: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又《新唐书.李逢吉传》: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旧唐书.段文昌传》:贯之罢相,李逢吉乃用文昌为学士,转祠部郎中,赐绯,依前充职。宪宗要用段文昌为学士,宰相韦贯之以“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6]表示反对。当时武元衡和韦贯之同为相,二人不协,而段文昌又是武元衡的子婿。值得奇怪的是,韦贯之罢相以后,引荐段文昌的为何是李逢吉?我推测以韦贯之的人品,他说段文昌“志尚不修”、“行止不正”[7]决不是信口开河,而应当有所根据。我怀疑是不是由于段文昌和李逢吉走得比较近?以上说明元和末朋党的两个来源,即一支为以同年关系而结成的皇甫镈、令狐楚、萧俛系;另一支为以李逢吉为首的反裴度势力。然而二支并非没有联系。《旧唐书.李逢吉传》:及度亲征,学士令孤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又《旧唐书.皇甫镈传》: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镈心疾之,与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势挤度出镇太原。这里明显可见为了针对裴度,李逢吉、皇甫镈、令狐楚是相互勾结的。《旧唐书.裴度传》: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中外恟骇。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这条材料结合前引《新唐书.李逢吉传》“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的记载来看,钱徽、萧俛应是李逢吉所指使的。综上,两派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裴度,为了打击裴度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淮西用兵。萧俛品行远过于皇甫镈、令狐楚,一贯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他的这个主张却为李逢吉、皇甫镈所利用。早在李吉甫执政时期,萧俛对其主张强硬的政策就是不以为然的。《旧唐书.萧俛传》:坐与张仲方善,仲方驳李吉甫谥议,言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宪宗怒,贬仲方。俛亦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同书同传云:吐蕃寇泾原,命中使以禁军援之。穆宗谓宰臣曰:“用兵有必胜之法乎?”俛对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先务招怀,不为掩袭。古之用兵,不斩祀,不杀厉,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师之上也。如救之甚于水火。故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此必胜之道也。如或纵肆小忿,轻动干戈,使敌人怨结,师出无名,非惟不胜,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又云: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语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以上有关萧俛的三条材料都充分说明了萧俛的一贯主张。他不是一个投机者,而为投机者所利用,这是他不同于朋党中其他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皇甫镈是典型的投机者,他虽然以财赋得幸,但他为了限制裴度在淮西立功,在军需上作了不少手脚,裴度强烈反对皇甫镈入相就有着各原因[8]。综本部分全文所述有以下结论:1.朋党的来源有二,一支以皇甫镈、令狐楚、萧俛为代表,他们以同年进士的关系结合;另一支以李逢吉、段文昌、钱徽为代表,李逢吉是核心,它们通过针对裴度,反对用兵的政见而结合;2.两支是紧密联系的,联系的节点也在裴度,即以打击裴度为目的,阻止用兵为手段;3.萧俛是朋党中较特别的一人,他一贯主张销兵,但这一点为朋党所利用。三.朋党的破灭宪宗猜忌韦贯之、裴度为朋党,但是这个真正的朋党他并未引起他的警觉。尽管他支持裴度,贬黜李逢吉,然而朝中朋党的骨干尚存,并且一步一步走向中枢,淮西战后,皇甫镈、令狐楚、萧俛、段文昌都相继成为宰相。直到穆宗上台,情况才发生改变。宪宗之死很有疑义,是否和穆宗有关,这里不做论述。但是穆宗对宪宗晚年朝政的改变是极其明显的,清除吐突承璀是一个方面,更大的一个方面是改组朝政。穆宗应当是看清了朋党的势力的,千夫所指的皇甫镈最先下马,具体情况前已述及,而后是令狐楚。《旧唐书.令狐楚传》: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有意思的是,后来在唐宣宗的回忆中,宪宗山陵使令狐楚完全是另一个极高尚的形象,以致宣宗立即大用他的儿子令狐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某种特意针对令狐楚甚至整个朋党的势力,所以令狐楚被穆宗一贬再贬。更值得注意的是,半年后,宰相段文昌极力推荐西川节度使王播入相,而自己求退,同时萧俛也求退。萧俛求退的表面原因是不同意王播入相,但这让人感觉不真实,萧俛的性格耿直不假,为何他能容忍奸邪远在王播之上的皇甫镈,而不能容忍王播?难道是段文昌、二人注意到了朋党已经被针对,而采取的退步?令狐楚、段文昌二人的事情可由另一个侧面来说明。这个侧面就是元稹。令狐楚对元稹可谓有知遇之恩,但是令狐楚被贬,元稹的制词中写道:“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以致令狐楚深恨元稹。[9]又《旧唐书.元稹传》记载的元稹的《自叙》中有: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以上两个材料可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元稹极力推脱与令狐楚、段文昌的关系;另一方面,段文昌受到的舆论攻击很大。这便从侧面说明了令狐楚、段文昌在朝政中面临的或即将面临的困境。长庆元年的科举弊案被认为是所谓“牛李党争”的开始,然而这个事件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即钱徽本可以出示段文昌和李绅给他的私书,而洗清自己,但是他没有,我认为其中原因并不一定是钱徽所说的“苟元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10],而可能是出于朋党之心,保全段文昌。综上所述,本节的结论是元和末的朋党在长庆元年遭到了有针对的打击;在皇甫镈、令狐楚被打击以后,段文昌、萧俛认识到这一危险所以主动求退;钱徽为了保全段文昌而牺牲了自己。四.余论:与所谓“牛李党争”的关系所谓的“牛李党争”的起源,存在几种说法,一说自元和三年科场牛李指责执政始;另一说自长庆元年科场弊案始。后者更被人认同。这里暂不论李德裕是否有党,仍依照传统的说法。将本文所论的元和末朋党放在元和三年后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它与李绛、李吉甫之争无涉,与长庆元年后李宗闵和李德裕之争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我认为它仅仅是这个特殊时期,为了达到特殊目的的一群人的组合。而不应认为他们是对李绛精神的继承和对牛僧孺、李宗闵政见的开启。长庆元年的弊案意味着元和朋党的结束,而正是在这次弊案中暴露的新矛盾直接引发一个新的朋党的形成。二者是矛盾的转戾,而不是传承。[1]《资治通鉴》卷239[2]《资治通鉴》卷240[3]《旧唐书.韦贯之传》[4]《旧唐书.裴度传》[5]《旧唐书.令狐楚传》[6]《旧唐书.韦贯之传》[7]《资治通鉴》卷240[8]《旧唐书.裴度传》[9]《旧唐书.令狐楚传》

赵宗儒出身南阳赵氏,是唐朝时期的诗人、宰相,一生历仕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他担任过翰林学士、同平章事、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司空兼太子太傅等职,封爵天水郡公,“前后三镇方任,八领选部”。赵宗儒著有《和黄门武相公诏还题石门洞》等作品,于87岁逝世,追赠司徒,谥号为昭。人物生平
文学起家
赵宗儒出身南阳赵氏。唐代宗大历(766年—779年)年间,赵宗儒登进士第。最初获授弘文馆校书郎。一年后,又在“书判”科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补任陆浑县主簿。数月后,入朝任右拾遗,充任翰林学士。
建中四年,赵宗儒调任屯田员外郎,仍任翰林学士。此年冬,“泾原兵变”爆发,赵骅逃匿于山谷,不久后便病逝,赵宗儒为父服丧。期满后,获授司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
考功精当
贞元六年,赵宗儒奉命主持考功的工作。自唐肃宗至德(756年—758年)年间以后,官员考绩往往失实,内外官员考绩都是“中上”,殿最优劣混淆。赵宗儒考核百官的政绩,升降公平得当,从不畏惧退避。其中右司郎中独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伦,各自都因过失被罢黜;尚书左丞裴郁、御史中丞卢佋在以往的考核中都被评为“中上”,赵宗儒将其贬至“中中”;秘书少监郑云逵考定其同僚其孙昌裔为“上下”,赵宗儒重新考核,将其列入“中上”。在此次考核中,能考入“中上”的官员,不超过五十人,其余大多被降至“中中”。唐德宗李适听说后,对他予以赞赏,升其为考功郎中。其后,赵宗儒为母服丧,期满后,获授吏部郎中。
端居朝请
贞元十一年,赵宗儒调任给事中。次年十月,与谏议大夫崔损同日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二人均获赐紫金鱼袋。
贞元十四年,赵宗儒罢相,任太子右庶子。他平素坚守道义,除勤于“奉朝请”外别无他求。德宗听说后,对其颇为嘉许。
贞元二十年,改任吏部侍郎。德宗特意召见赵宗儒,慰劳道:“听说你六年来闭门不出,故此拜授你此官。以前你曾与你的父亲同日接到任命,还记得吗?”赵宗儒闻言后,伏地流泪。
出守荆南
唐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李诵驾崩,赵宗儒为其撰写哀册文,言辞颇为凄惋。及后,赵宗儒获授检校礼部尚书,并判东都尚书省事兼御史大夫。十一月,出任东都留守、畿汝都防御使。又入朝任礼部、户部尚书,其后再次出任检校吏部尚书、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营田观察等使。任内,赵宗儒遣散虚耗粮食的戍卒两千人。
迭换将相 元和六年四月,入朝任刑部尚书。
元和八年,转任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次年,获召入朝,授御史大夫。七月,调任检校右仆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晋绛慈隰节度观察等使。他赴任后,擅用专供军用的八千余贯钱,被朝廷罚去一个月的俸禄。
元和十一年七月,赵宗儒入朝为兵部尚书。九月,改任太子少傅,权知吏部尚书铨事(选拔、任用、考核官吏的政务)。
元和十四年九月,再任吏部尚书。
唐穆宗即位后,因刚刚除去丧服,让尚书省先策试唐宪宗朝所征集的应制举人。赵宗儒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此议不妥,穆宗听从。之后,他再次担任太子少傅,并兼判太常卿事。
长庆二年十月,赵宗儒获授吏部尚书。
长庆四年六月,唐敬宗李湛任命赵宗儒为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寺里有一种“师子乐”,具备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特色,除朝会及诸侯向朝廷进献时是不演奏的。有一个掌管教坊音乐的宦官,移送文书来调用,赵宗儒不敢违抗,就把这情况报告了宰相。宰相认为各种事情都由各部门分管,这事不该向他报告。赵宗儒忧愁恐惧得不能自己。宰相责备他怯懦不能担当大事,于是将其改换闲职,授太子少师。
[28-29]
(关于赵宗儒任太常卿时间,《旧唐书·赵宗儒传》将其放至唐穆宗长庆二年二月。但其中有“幼君荒诞,伶官纵肆”之语,按穆宗即位时年已二十六岁,并非“幼君”。而敬宗即位时年仅十六,且耽于享乐,较为符合。《旧唐书·敬宗本纪》将赵宗儒任太常卿及改授太子少师的时间放在长庆四年六月及八月敬宗即位不久,较妥。)
宝历元年,迁太子太保。次年,敬宗遇弑,赵宗儒担任大明宫留守。
年高德劭
大和四年,赵宗儒获授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唐文宗李昂召见赵宗儒,向他询问治国之道。赵宗儒回答说:“尧、舜的教化,不过是慈爱节俭。希望陛下遵守此理而不要忘却。”文宗表示赞赏,并予以采纳。
大和五年二月,宰相宋申锡被诬告谋立文宗之弟、漳王李凑。文宗信以为真,大为恼怒,召集太子太师、太子太保及宰相等人商议。文宗念及赵宗儒年迈,特许他不行跪拜之礼。不久后,赵宗儒上疏请求致仕。
耄耋逝世
大和六年九月,文宗命赵宗儒以司空之衔致仕。二十一日,赵宗儒逝世,享年八十七岁。获赠司徒,谥号“昭”。赵宗儒的逸闻趣事
一日并命
赵宗儒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他的父亲赵骅恰好升任秘书少监。唐德宗为表示对他们父子的宠遇,在同日下达二人的任命。此事被传为一时的佳话。
球场草生
唐宪宗曾问赵宗儒:“听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上草生,为什么啊?”赵宗儒回答说:“我有了死罪啊,虽然草生(此处的草生,含有草草生存的意思)。但是,并不妨碍击球子。有劳皇上过问这件事。”人物评价
总评
赵宗儒凭借文才升迁,前后三次出守方镇节帅,八次在吏部任职,可谓位极人臣、官位显达。但他忽视朝廷仪制,治事琐碎,因此受到当时舆论的轻视。
历代评价 崔元翰:今之为文,莫有居赵司勋右者。
李适:早以文学,累更职任,自居枢近,颇历岁时。虽夙夜载勤,而政理犹郁,式移秩序,以叶朝经。
白居易:右,臣伏以赵宗儒众称清介有恒,严绶众称怯懦无耻,二人臧否,优劣相悬。宗儒自到江陵,虽无殊政,亦闻清净,境内颇安。
元稹:①仕宦台阁,周环六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载。新进趋风之士,更至迭处於将相间,而皋等精义不渝,物务尢劲,事朕小子,犹吾祖宗,肆予冲人,庭实彪炳。(《授韩皋吏部尚书赵宗儒太常卿制》)②惟尔肇自清庙,逮於还官,赞导法仪,逾於四百,俛伏趋数,讫无尢违,夫何叔孙可用是比?
刘昫:①宗儒、易直,以宽柔养望,坐致公台;与时沉浮,寿考终吉,可谓能奉身矣。②赵、窦优柔,坐享公侯。

元稹“九岁能属文”、“年少有才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宫中称他为“元才子”,宰相令狐楚称赞他为“今代之鲍、谢也”。他的诗在当时就已经家喻户晓,倍受青睐,“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连穆宗皇帝都赞赏不已,“称其善”。宦官崔潭峻喜欢元稹的诗,进而结交。崔潭峻结交元稹,“不以掾吏遇之”,固然是因为崔潭峻自己喜欢元稹的诗,但似乎更是因为穆宗皇帝尤其喜欢元稹的诗;崔潭峻“常征其诗什讽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元稹的诗搜罗齐全呈给穆宗,以投其所好,达到取悦主子,邀宠、固宠的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把元稹的诗呈给穆宗,穆宗“大悦”。所以,要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元稹与崔潭峻的交往,非但谈不上元稹巴结崔潭峻,反倒是崔潭峻巴结元稹了。

那么,元稹当了宰相,为什么有些人非得把他的升迁和宦官扯到一起呢?这里面不是没有因由。早在唐初,宦官是不允许参与朝政的,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不仅增加,而且寄生于皇权上的狐假虎威的气焰变得越来越猖獗,乃至于越权甚至专权了。崔潭峻时任荆南监军、魏弘简任知枢密,都是皇帝的亲信,属于脚一跺地都颤的人物,所以,不排除有很多朝臣为了向上爬找门路巴结他们。正因为此,凡与宦官关系密切的人,往往被人视为同流合污,被人瞧不起。元稹当上宰相的时候,是长庆二年,时年44岁,这样轻的年纪,而且没有任何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就当上宰相了,以他和这些宦官的关系,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升迁是借助宦官们的力量。

元稹有才华不假,但他“性锋锐,见事风生”,属于性子急、敢说敢干的那种人。宪宗登基后,最初立的太子并不是穆宗,而是长子李宁,但太子李宁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把学业、修身都扔到脑后边去了。元稹当时应制举考试考了个状元,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刚刚就任谏官的元稹,就立马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借古讽今,言辞直切,就太子的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的性格跃然纸上,给当时还没有立为太子的穆宗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宪宗在位的时候,元稹的最高职位是膳部员外郎。

穆宗上台后,立即提升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任命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第二年“竟排群议”,顶着很大压力任命元稹为宰相,这仅仅因为元稹的才华、宦官们为元稹说了好话吗?我们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里记录的元稹编辑自己文稿的自叙: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洎西北边事,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言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召入禁林,且欲亟用为宰相。

显然,穆宗更看中的是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敢说敢干的性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宰相。否则,元稹再才华横溢、再巴结宦官,想爬到这个位子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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